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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绶金章炫一时——谈象征地位与权力的官印!
时间:2015-11-16 作者:admin 点击:

紫绶金章炫一时——谈象征地位与权力的官印!
  陆游有诗说:“金印煌煌未入手,白发种种来无情”,表现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。没有官印,就无职无权,就无法参与国事,于是“兴来买尽市桥酒,大车磊落堆长瓶”,只好一醉方休。
  
  官印是地位与权力的象征,古代读书人皓首穷年、孜孜不倦,即为博取一颗官印。汉武帝时代,会稽郡有个落魄儒生朱买臣,家无产业,穷困潦倒,靠打柴换米度日,但读书不止。即使在集市上卖柴,也是手不离书,口不停诵,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,常常被同乡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,跟他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妻子,到后来也经受不了贫困和耻辱离开了他,他也不以为然。五十岁时他到京城求官,既无亲友靠山也无钱,只好在会稽守邸(高级官员住所)中寄居饭食。守邸是会稽郡在京设置的客馆,主要供会稽郡官吏到京“上计”和办公事使用,他在这里白吃白住,免不了遭受白眼和揶揄嘲讽,但他忍辱负重,自信有出头之日,时来运转的一天终于来了,他因人推荐,在武帝前一番策论受到赏识,被拜为会稽太守,赐予衣锦还乡。他接了印缓好不得意,但脸上却不动声色。他仍穿平日的衣裳,把印揣怀里,像往日一样步行回客馆。客馆中住的郡吏正聚会酣饮,高声狂叫,见买臣进来无一人招呼,尽管自已吃喝。买臣低头趋入室内,与差役们一同吃饭,待到饭毕才有意将绶带露出一截,差役们一见又惊又疑,有个差役走到买臣跟前,把绶带往外一拉,从怀中拖出一颗明晃晃的官印,细看篆文,上铸“会稽太守章”五字。这一看非同小可,慌忙到外厅报告郡吏。郡吏们起初认为是妄语胡言,不以为然,依然饮酒不止,当一个平素瞧不起买臣的故友进去证实以后,这伙郡吏才大惊失色,慌忙察告主管长官,整帽肃衣恭请买臣出厅,一个个拜倒在买臣脚下。同样一个朱买臣,郡吏们对他“前倨而后恭”,一瞬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戏剧性变化,原因在于一颗官印。
  
  官印是官吏行使职权的信物,俗话说“官凭印信”,战国以后,国君授与臣下权力时,要给一种信物作为凭证,于是军事上有兵符,外交上有使节,政治上有官印,古代官员到任后第一件事是“验印”,然后公布“接印视事”的告示。所谓“赤绂在躬,非印不明。整传符节,非印不行。龟钮犊鼻,用尔作程”(汉李尤《印铭》)。绂是古代系印章的丝带,棨是古代一种证明身份的通行证,传和符信都是古代凭证,龟钮犊鼻指印钮,指代官印。铭文意思是:印佩在身,没有官印不能明确身份:棨传之类的凭信,没有官印行不通;有龟钮犊鼻的官印,用它作为规程。印就是权威,当什么宫用什么印,有什么印用什么权,拜官授印,罢官夺印,历来如此。战国秦汉时代,每到年底,地方官要到京“上计”。所谓上计,即是将全年人口、钱粮、盗贼、狱讼等情况报告朝庭,朝庭据此了解各地情况和地方官政绩,国君如果不满意就夺掉他的官印。不少地方官为保住官印,便对百姓横征暴敛,以残虐压榨民脂民膏来取悦君王求得高升。战国魏文侯时期,出了个著名的地主阶级政治家西门豹,他任邺县(今河北临漳和河南安阳一带)令时,进行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方面的一系列改革,破除了为“河伯娶妇”的迷信陋习,开凿水渠引漳河水灌溉农田,由于办实事多,以致库无余财,仓无存粟,加上他平时不讨好魏文侯的左右近臣,这些人乘机群起而攻之,在“上计”时,魏文侯只看上计簿中统计数字,就夺了他的印玺(见《韩非子·外储》。可见在公元前400多年前的魏国,官印已成了地方官执政必不可少的信物。

  早期的官印用途比较单纯,一是用作封检,在公文、财物和库房的封泥上盖印;二是用作凭证,是执行公务行使权力的凭据信物;三是用于佩带,作为地位和荣誉的标识。《后汉书·东平宪王苍传》载,东汉永平十一年(公元68年),汉明帝刘庄因思念手足,“送列侯印十九枚,诸王子年五岁以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”,很明显这些候印不是行使权力的凭证,也与官秩待遇无关,仅供佩带表示殊荣。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等文献,载有苏秦佩六国相印的故事。苏秦是战国凭口舌取富贵的说客策士,不治产业,成天奔波于道路,起初家人很不满,他归家时“妻不下紝(织机)、嫂不为炊,父母不与言”。后来他劝说六国,合纵抗秦,他担任纵约长,身佩六国相印返家,“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,俯伏侍取食,苏秦笑谓其嫂曰:“何前据而后恭也?”嫂委地甸伏,以面掩地而谢曰:“见季子位高金多也”。苏秦喟然叹曰:“此一人之身,富贵则亲戚畏俱之,贫贱则轻易之,况众人乎?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,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?”此外,据《汉书·酷吏·杨仆传》,西汉酷吏杨仆曾封为主爵都尉,楼船将军和将梁侯,同时佩带三颗印章。所谓“杨仆三组垂腰,苏秦六印在手”,并非一定要实际使用,主要显示高贵的地位和巨大的荣誉。

  1957年在长沙市东北郊区一座晋代砖墓中,出土了一方晋代“关中侯印”的龟钮金印,现收藏在湖南省博物馆。印面2.3厘米见方,重97.8克。据文献记载,关中侯是东汉末年曹操立魏王时设置的爵位,当时只是一种虚衔,仅仅表示荣誉。

  秦汉时代的印章,不论官印私印都是佩带在身的,皇帝也佩印。据《文献通考》记载,汉初有天子三玺,其中“天子之玺自佩,行玺、信玺在符节台”。佩印需要带子,这带子由彩色丝线编成,称为组绶、印组、印绂或印绶。官印上都有雕饰成各种形状的印钮,钮上开有一孔,专供穿系绶带使用。西汉印绶制度已很严格,根据爵位和职官秩阶等级的不同,采用不同的印文、印材、印钮和绶带。据《汉官仪》载,皇帝、皇后印称玺,某些时候诸侯王印也称玺;列侯、乡亭侯、将军部属、郡邑令长等称印;列将军印称章。从印材、印钮和绶带上区别:皇帝皇后玉印璃虎钮;诸侯王黄金玺、橐驼钮;三公金印、龟纽、紫绶;俸禄二千石以上银印青绶龟钮;俸禄六百石、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铜印黑绶或黄绶鼻钮等。显然,这是一种大致上的区别,个别时期又有不同的规定。金印紫绶是高官的象征,成语有“怀金绶紫”、“怀黄佩紫”,用来比喻身居高位,如《史记·范雎蔡泽列传》:“吾持梁啮肥,跃马疾驱,怀黄金之印,结紫绶于腰”。“银艾”、“银青”、“银龟”,是相对“金紫”而言的,指代九卿之类的大官。《后汉书 ·张灸传》有“吾前后仕进,十要(腰)银艾”之语。汉代桓宽《盐铁论》中有“垂青绳,擐银龟,擅杀生之柄,专万民之命”的话,可见印绶制度在汉代已成为封建官制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,可以想象,汉代上朝的场面,阶下文武百官佩带着紫青黑黄的各色绶带,腰上悬挂着金银铜制成的明晃晃的印章,用不着谁介绍,官秩品级一目了然,前列金紫,紧跟银艾,再后铜黑等,谁也不会潜越“违礼”,这是一个中国古代特有的印章文化的场面。
  
  官印的大小、形状也跟官秩尊卑有关。一般说来,在同一个时代,印大官大,印小官小;正方一印官大,半通印、长条印官小。例如北宋印制规定,诸王及中书门下印方二寸一分,枢密院、宣徽三司、尚书省诸司、开封府印方二寸,节度使印方一寸九分,其它印一寸八分。又如明清印制规定,从布政使到知州、知县等各级地方官用正方印,称为“正印官”或“印官”;其它临时差委,以及非正规系统的官员,则用长方形的印章,称为:“条记”、“钤记”。

  官印是官吏行使职权的凭证,历来对伪造或盗用者严惩不贷,以维护官印的权威。《元典章·刑部》载:“中书省捉获得王容,诈雕行省并中书省印信”,被处以极刑。《明律·刑律·贼盗》规定:“凡盗各衙门印信者皆斩,盗关防印记者,皆杖一百刺字”。《大清律例·刑律》规定,诈伪六部都察院、将军督抚及边关重地衙门文书,套画押字,盗用印信及先用空白纸盗用印信,后填写已施行者,不分首犯从犯皆判绞刑。

  官印是君王给予臣下的信物,要妥加保管爱护,故意毁弃印信,是大逆不道的犯上罪,格杀勿论。即使工作失误遗失印信,也要判徒刑,所以古代从皇宫到各级官府都有专人保管印信,并规定了一套严格的用印制度。《汉书·霍光传》记载,“光初辅幼主,政由已出,天下无不想闻其风采。殿中尝有怪。一夜,群臣相惊,光召尚符玺郎,郎不肯授光;光欲夺之,郎按剑曰:“臣头可得,玺不可得也也。光甚异之,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。”霍光当时是实际执政,皇帝年幼不晓事,什么都由霍光作主。即使这样的“太上皇”要皇帝玉玺,因不合规定,尚符玺郎也拼死拒绝,可见保管官印的责任重大。汉代尚符玺郎为四人,是少府属官,上海博物馆藏有“尚符玺之印”,铜质龟钮,是西汉中晚期符玺郎的遗物。古代当官的遗失了官印能不惊慌失措的很少,唐代中书侍郎“裴度待印”的故事,在官场传为千古佳话。《太平广记》载,“晋公(裴度)在中书,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,闻之者莫不失色,度即命张筵举乐,人不晓其故,窃怪之。夜半宴酣,左右复白印存,度不答,极欢而罢。或问度以其故,度曰:‘此徒出于青吏辈盗印书券耳,缓之则存,急之则投诸水火,不复更得之矣’。时人伏其弘量,临事不扰”。裴度面对丢印这样的大事,临危不乱,准确判断是手下青吏盗用印信,假装若无其事,张筵举乐,等待他们用完后自己放回去,所以人们钦佩他的镇静和机智。《宋史·许仲宣传》还记载有偷藏官印陷害人的故事,说许仲宣任济阴县主薄(主管文书簿籍和印鉴的官员)时,由他和县令轮流保管官印。县令的宠妾和夫人争风吃醋,妄想陷害夫人就把印偷藏起来了。许仲宣判断是“家贼”所为,于是将有关县吏、家人下狱审问。最后从县令家锅灶烟筒中找出。对待这一严重事件,县令是“仓皇失措”,因为找不到印将革职坐牢,而仲宣却安然不慌,所以,人们佩服他的胆识。

  古代官印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制作下发的,有专门的铸印机构和铸印官。《汉书·夏侯婴传》记载,汉将夏侯婴在与秦军的一次战斗中,“捕虏六十八人,降卒八百五十人,得印一匾”。师古注说,这一柜印是相府封官的官印。1981年河南孟津汉魏洛阳故城东北,在同一地方出土官印63枚,印文同为“部曲将印”,井出于同一印模,这显然是铸印机关铸的一批印,还没颁发下去就被埋入地下,呆了近2000年才重见天日。

  古代官员罢免、调任或死亡都要将印绶上交,新上任官员铸新印,旧印集中销毁。唐代礼部有专任官员礼部员外郎,负责收纳废印和图写印章、符节文字。据《退朝录》载,员外郎厅前有大石,诸州府送来的废印都在石上砸碎,令狐楚在唐宪宗元和初年曾任礼部员外郎,有诗说:“移石几回敲废印,开箱何处送新图”,即是讲他的主要工作。清代将上交旧印先斩去下角,在印上凿刻一个“销”字,然后集中销毁。由此看来,传世的官印主要来自古墓,其中大多数非实用印,因为官员死了后官印要上交,世袭官爵的印章要下传,只有少数殊荣的官员得钦赐,才能将生前所用官印殉葬。二是来自古代战争中的俘获,一般说来俘获的官印要登记“簿入”,极少数流落民间。如《后汉书》载,“段颖上书曰:掠得羌侯君长金印三十一,银印一枚,皆薄入。”三是来自战争中的死者遗物,如古战场、要塞或河道中,屡有官印出土。由此看来,要得到一颗古代实用的官印并不容易,特别是名人官印就更稀罕了。明代《妮古录》载元人“陆友仁得卫青印,故著《印史》”。卫青印的出土曾轰动一时,不少文人为之歌咏诗吟,为当时学术界一大盛事,当时泰不华有《题将军玉印歌》一首:
  武皇雄略吞八荒,将军分道出朔方。
  甘泉论功谁第一,将军金印照白日。
  尚方宝玉将作匠,别刻姓名示珠赏。
  蟠墒交扭古篆文,太常鼎旌让奇勋。
  君不见,祈连山下战骨深,中原父老泪满襟。
  卫后废殂太子死,茂陵落日秋风起。
  天荒地老故物存,摩挲断文吊英魂。

  古代官印由于有专门机构掌管、统一制作,与私印相比,印文与章法布局都比较规范,唯一例外的是盛行于两汉至南北朝的将军印。将军印大多是急就之作,风格多样,有的端正浑穆,有的爽利超逸,有的奇险不羁,有的潦率缺笔、制作粗劣,总的说来将军印注重印面的整体考虑,拙朴自然少修饰,为后代印人借鉴和效法。晚清名家吴昌硕、黄士陵及近代齐白石等,对将军印都非常推崇。晚清著名金石学家、古文字学家吴大澂曾化费多年心血,收集到28颗将军印,并将书斋命名为“二十八将军印斋”,可见其钟爱之深。

  官印是研究历史,考证一代名物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,清代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系统研究,如瞿中溶的《集古官印考证》,对从汉至宋元的900多方官印作了详细的考定,即使到今天,仍有参考价值。陈介祺、王懿荣、吴大澂等人也卓有贡献,而当代罗福颐先生是这一方面的佼佼者。罗先生1927年编成《汉晋以来官印目索引》,1964年辑成《汉魏南北朝官印汇存》三册,1978年完成《古玺文编》、《古玺汇编》。1981年又作《古玺印概论》,对历代官私印的发展变化作了概括。此后,他以70余高龄,和故宫博物院玺印组同志一起,足历大江南北十余省,对各地收藏的官印广为征集,加以审慎鉴定,汇集官印3300余方,编成《秦汉南北朝官印微存》一书,198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。此书所收官印均系原大、印拓下一一标出楷书印文、钮式、印材、收藏地点和来源,是当前研究官印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。

  传世官印中,有一些是中央政府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官印,是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。例如1956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一方西汉时期的“滇王之印”,金质蛇钮,2. 5厘米见方。据《史记·西南夷传》载,元封二年(前109年),西南蛮夷头领归顺汉朝,被汉武帝封为滇王,地位等同于诸侯王国。此印正可佐证历史。1784年日本福岗县志贺岛出土一方“汉匈奴国王”金印,据《后汉书·东夷列传》记载,公元57年倭奴国(今日本)使者来到洛阳,汉光武帝刘秀赠“汉倭奴国王”金印一枚,说明中日两国自古就有了政府间的交往。洛阳市博物馆收藏有一方“晋归义胡王”的金印,驼钮凿印,2.2厘米见方,重83. 2克,此外故宫博物院、上海博物馆等单位也收藏有多方“晋归义胡王”印,这些印是晋朝中央政权授予归化降服的北狄匈奴部落(杂胡)首领的印章。我国自古以来便是个多民族国家,这些少数民族的官印,反映了各代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地方政权间的关系。在西汉末期,匈奴人还没有文字,但已经有官印,这些官印都是汉朝政府颁发的。据《汉书》记载,西汉宣帝时,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,宣帝喜出望外,以高于诸侯王的礼遇优待呼韩邪,颁发给“匈奴单于玺”的黄金印。以“玺”称呼。是将匈奴作为藩属国对待的。数十年后,王莽篡汉建立“新政”,改朝换代势必给全国的官吏重新颁发官印,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。五威将军王骏等人,受命出使西域,要求用“新匈奴单于章”把前代颁发的“匈奴单于玺”替换回来。王骏等人知道用“章”换“玺”的任务相当艰巨,他们利用单于贪财的弱点,通过馈赠金帛,连哄带骗,把旧印弄到手后连夜锤破。第二天,单于发现将“玺”字改为“章”,前面还有个“新”字,大为不满,认为这样的印文,显然是不承认他诸侯王的地位,与臣下没有两徉,立即赶来要换回旧印,单于见旧印己砸碎,又收了王骏的大量金帛财物,无可奈何,只得派弟弟右贤王随王骏等到京城,上书王莽要求将印改为旧印文。匈奴人的要求没满足就怀恨在心,派十几员将领率领一万骑兵骚扰汉的北方边塞,以武力进行威胁。

  现在传世的官印中不少是殉葬印,以印殉葬,是死者的一种荣誉。建国以来,长沙西汉墓先后出土了二十多方官印,都不是死者生前执政所实用的印章。例如马王堆二一号汉墓出土的“軑侯之印”、“长沙丞相”,为铜印龟钮,其余的’‘长沙司马”、’‘长沙倾庙”、“宫丞之印”、“佻阳令印”、“广信令印”等都是石印鼻钮或坛钮,文字如信手刻出,极为草率,其中“御府长印”只墨书,未加雕刻,显然是殉葬明器。这批印现藏湖南省博物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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