紫绶金章炫一时——谈象征地位与权力的官印！
　　陆游有诗说：“金印煌煌未入手，白发种种来无情”，表现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。没有官印，就无职无权，就无法参与国事，于是“兴来买尽市桥酒，大车磊落堆长瓶”，只好一醉方休。
　　
　　官印是地位与权力的象征，古代读书人皓首穷年、孜孜不倦，即为博取一颗官印。汉武帝时代，会稽郡有个落魄儒生朱买臣，家无产业，穷困潦倒，靠打柴换米度日，但读书不止。即使在集市上卖柴，也是手不离书，口不停诵，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，常常被同乡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，跟他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妻子，到后来也经受不了贫困和耻辱离开了他，他也不以为然。五十岁时他到京城求官，既无亲友靠山也无钱，只好在会稽守邸(高级官员住所)中寄居饭食。守邸是会稽郡在京设置的客馆，主要供会稽郡官吏到京“上计”和办公事使用，他在这里白吃白住，免不了遭受白眼和揶揄嘲讽，但他忍辱负重，自信有出头之日，时来运转的一天终于来了，他因人推荐，在武帝前一番策论受到赏识，被拜为会稽太守，赐予衣锦还乡。他接了印缓好不得意，但脸上却不动声色。他仍穿平日的衣裳，把印揣怀里，像往日一样步行回客馆。客馆中住的郡吏正聚会酣饮，高声狂叫，见买臣进来无一人招呼，尽管自已吃喝。买臣低头趋入室内，与差役们一同吃饭，待到饭毕才有意将绶带露出一截，差役们一见又惊又疑，有个差役走到买臣跟前，把绶带往外一拉，从怀中拖出一颗明晃晃的官印，细看篆文，上铸“会稽太守章”五字。这一看非同小可，慌忙到外厅报告郡吏。郡吏们起初认为是妄语胡言，不以为然，依然饮酒不止，当一个平素瞧不起买臣的故友进去证实以后，这伙郡吏才大惊失色，慌忙察告主管长官，整帽肃衣恭请买臣出厅，一个个拜倒在买臣脚下。同样一个朱买臣，郡吏们对他“前倨而后恭”，一瞬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戏剧性变化，原因在于一颗官印。
　　
　　官印是官吏行使职权的信物，俗话说“官凭印信”，战国以后，国君授与臣下权力时，要给一种信物作为凭证，于是军事上有兵符，外交上有使节，政治上有官印，古代官员到任后第一件事是“验印”，然后公布“接印视事”的告示。所谓“赤绂在躬，非印不明。整传符节，非印不行。龟钮犊鼻，用尔作程”(汉李尤《印铭》)。绂是古代系印章的丝带，棨是古代一种证明身份的通行证，传和符信都是古代凭证，龟钮犊鼻指印钮，指代官印。铭文意思是：印佩在身，没有官印不能明确身份：棨传之类的凭信，没有官印行不通；有龟钮犊鼻的官印，用它作为规程。印就是权威，当什么宫用什么印，有什么印用什么权，拜官授印，罢官夺印，历来如此。战国秦汉时代，每到年底，地方官要到京“上计”。所谓上计，即是将全年人口、钱粮、盗贼、狱讼等情况报告朝庭，朝庭据此了解各地情况和地方官政绩，国君如果不满意就夺掉他的官印。不少地方官为保住官印，便对百姓横征暴敛，以残虐压榨民脂民膏来取悦君王求得高升。战国魏文侯时期，出了个著名的地主阶级政治家西门豹，他任邺县(今河北临漳和河南安阳一带)令时，进行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方面的一系列改革，破除了为“河伯娶妇”的迷信陋习，开凿水渠引漳河水灌溉农田，由于办实事多，以致库无余财，仓无存粟，加上他平时不讨好魏文侯的左右近臣，这些人乘机群起而攻之，在“上计”时，魏文侯只看上计簿中统计数字，就夺了他的印玺(见《韩非子·外储》。可见在公元前400多年前的魏国，官印已成了地方官执政必不可少的信物。

　　早期的官印用途比较单纯，一是用作封检，在公文、财物和库房的封泥上盖印；二是用作凭证，是执行公务行使权力的凭据信物；三是用于佩带，作为地位和荣誉的标识。《后汉书·东平宪王苍传》载，东汉永平十一年(公元68年)，汉明帝刘庄因思念手足，“送列侯印十九枚，诸王子年五岁以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”，很明显这些候印不是行使权力的凭证，也与官秩待遇无关，仅供佩带表示殊荣。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等文献，载有苏秦佩六国相印的故事。苏秦是战国凭口舌取富贵的说客策士，不治产业，成天奔波于道路，起初家人很不满，他归家时“妻不下紝(织机)、嫂不为炊，父母不与言”。后来他劝说六国，合纵抗秦，他担任纵约长，身佩六国相印返家，“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，俯伏侍取食，苏秦笑谓其嫂曰：“何前据而后恭也?”嫂委地甸伏，以面掩地而谢曰：“见季子位高金多也”。苏秦喟然叹曰：“此一人之身，富贵则亲戚畏俱之，贫贱则轻易之，况众人乎?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，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?”此外，据《汉书·酷吏·杨仆传》，西汉酷吏杨仆曾封为主爵都尉，楼船将军和将梁侯，同时佩带三颗印章。所谓“杨仆三组垂腰，苏秦六印在手”，并非一定要实际使用，主要显示高贵的地位和巨大的荣誉。

　　1957年在长沙市东北郊区一座晋代砖墓中，出土了一方晋代“关中侯印”的龟钮金印，现收藏在湖南省博物馆。印面2.3厘米见方，重97.8克。据文献记载，关中侯是东汉末年曹操立魏王时设置的爵位，当时只是一种虚衔，仅仅表示荣誉。

　　秦汉时代的印章，不论官印私印都是佩带在身的，皇帝也佩印。据《文献通考》记载，汉初有天子三玺，其中“天子之玺自佩，行玺、信玺在符节台”。佩印需要带子，这带子由彩色丝线编成，称为组绶、印组、印绂或印绶。官印上都有雕饰成各种形状的印钮，钮上开有一孔，专供穿系绶带使用。西汉印绶制度已很严格，根据爵位和职官秩阶等级的不同，采用不同的印文、印材、印钮和绶带。据《汉官仪》载，皇帝、皇后印称玺，某些时候诸侯王印也称玺；列侯、乡亭侯、将军部属、郡邑令长等称印；列将军印称章。从印材、印钮和绶带上区别：皇帝皇后玉印璃虎钮；诸侯王黄金玺、橐驼钮；三公金印、龟纽、紫绶；俸禄二千石以上银印青绶龟钮；俸禄六百石、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铜印黑绶或黄绶鼻钮等。显然，这是一种大致上的区别，个别时期又有不同的规定。金印紫绶是高官的象征，成语有“怀金绶紫”、“怀黄佩紫”，用来比喻身居高位，如《史记·范雎蔡泽列传》：“吾持梁啮肥，跃马疾驱，怀黄金之印，结紫绶于腰”。“银艾”、“银青”、“银龟”，是相对“金紫”而言的，指代九卿之类的大官。《后汉书 ·张灸传》有“吾前后仕进，十要(腰)银艾”之语。汉代桓宽《盐铁论》中有“垂青绳，擐银龟，擅杀生之柄，专万民之命”的话，可见印绶制度在汉代已成为封建官制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，可以想象，汉代上朝的场面，阶下文武百官佩带着紫青黑黄的各色绶带，腰上悬挂着金银铜制成的明晃晃的印章，用不着谁介绍，官秩品级一目了然，前列金紫，紧跟银艾，再后铜黑等，谁也不会潜越“违礼”，这是一个中国古代特有的印章文化的场面。
　　
　　官印的大小、形状也跟官秩尊卑有关。一般说来，在同一个时代，印大官大，印小官小；正方一印官大，半通印、长条印官小。例如北宋印制规定，诸王及中书门下印方二寸一分，枢密院、宣徽三司、尚书省诸司、开封府印方二寸，节度使印方一寸九分，其它印一寸八分。又如明清印制规定，从布政使到知州、知县等各级地方官用正方印，称为“正印官”或“印官”；其它临时差委，以及非正规系统的官员，则用长方形的印章，称为：“条记”、“钤记”。

　　官印是官吏行使职权的凭证，历来对伪造或盗用者严惩不贷，以维护官印的权威。《元典章·刑部》载：“中书省捉获得王容，诈雕行省并中书省印信”，被处以极刑。《明律·刑律·贼盗》规定：“凡盗各衙门印信者皆斩，盗关防印记者，皆杖一百刺字”。《大清律例·刑律》规定，诈伪六部都察院、将军督抚及边关重地衙门文书，套画押字，盗用印信及先用空白纸盗用印信，后填写已施行者，不分首犯从犯皆判绞刑。

　　官印是君王给予臣下的信物，要妥加保管爱护，故意毁弃印信，是大逆不道的犯上罪，格杀勿论。即使工作失误遗失印信，也要判徒刑，所以古代从皇宫到各级官府都有专人保管印信，并规定了一套严格的用印制度。《汉书·霍光传》记载，“光初辅幼主，政由已出，天下无不想闻其风采。殿中尝有怪。一夜，群臣相惊，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；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“臣头可得，玺不可得也也。光甚异之，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。”霍光当时是实际执政，皇帝年幼不晓事，什么都由霍光作主。即使这样的“太上皇”要皇帝玉玺，因不合规定，尚符玺郎也拼死拒绝，可见保管官印的责任重大。汉代尚符玺郎为四人，是少府属官，上海博物馆藏有“尚符玺之印”，铜质龟钮，是西汉中晚期符玺郎的遗物。古代当官的遗失了官印能不惊慌失措的很少，唐代中书侍郎“裴度待印”的故事，在官场传为千古佳话。《太平广记》载，“晋公(裴度)在中书，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，闻之者莫不失色，度即命张筵举乐，人不晓其故，窃怪之。夜半宴酣，左右复白印存，度不答，极欢而罢。或问度以其故，度曰：‘此徒出于青吏辈盗印书券耳，缓之则存，急之则投诸水火，不复更得之矣’。时人伏其弘量，临事不扰”。裴度面对丢印这样的大事，临危不乱，准确判断是手下青吏盗用印信，假装若无其事，张筵举乐，等待他们用完后自己放回去，所以人们钦佩他的镇静和机智。《宋史·许仲宣传》还记载有偷藏官印陷害人的故事，说许仲宣任济阴县主薄(主管文书簿籍和印鉴的官员)时，由他和县令轮流保管官印。县令的宠妾和夫人争风吃醋，妄想陷害夫人就把印偷藏起来了。许仲宣判断是“家贼”所为，于是将有关县吏、家人下狱审问。最后从县令家锅灶烟筒中找出。对待这一严重事件，县令是“仓皇失措”，因为找不到印将革职坐牢，而仲宣却安然不慌，所以，人们佩服他的胆识。

　　古代官印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制作下发的，有专门的铸印机构和铸印官。《汉书·夏侯婴传》记载，汉将夏侯婴在与秦军的一次战斗中，“捕虏六十八人，降卒八百五十人，得印一匾”。师古注说，这一柜印是相府封官的官印。1981年河南孟津汉魏洛阳故城东北，在同一地方出土官印63枚，印文同为“部曲将印”，井出于同一印模，这显然是铸印机关铸的一批印，还没颁发下去就被埋入地下，呆了近2000年才重见天日。

　　古代官员罢免、调任或死亡都要将印绶上交，新上任官员铸新印，旧印集中销毁。唐代礼部有专任官员礼部员外郎，负责收纳废印和图写印章、符节文字。据《退朝录》载，员外郎厅前有大石，诸州府送来的废印都在石上砸碎，令狐楚在唐宪宗元和初年曾任礼部员外郎，有诗说：“移石几回敲废印，开箱何处送新图”，即是讲他的主要工作。清代将上交旧印先斩去下角，在印上凿刻一个“销”字，然后集中销毁。由此看来，传世的官印主要来自古墓，其中大多数非实用印，因为官员死了后官印要上交，世袭官爵的印章要下传，只有少数殊荣的官员得钦赐，才能将生前所用官印殉葬。二是来自古代战争中的俘获，一般说来俘获的官印要登记“簿入”，极少数流落民间。如《后汉书》载，“段颖上书曰：掠得羌侯君长金印三十一，银印一枚，皆薄入。”三是来自战争中的死者遗物，如古战场、要塞或河道中，屡有官印出土。由此看来，要得到一颗古代实用的官印并不容易，特别是名人官印就更稀罕了。明代《妮古录》载元人“陆友仁得卫青印，故著《印史》”。卫青印的出土曾轰动一时，不少文人为之歌咏诗吟，为当时学术界一大盛事，当时泰不华有《题将军玉印歌》一首：
　　武皇雄略吞八荒，将军分道出朔方。
　　甘泉论功谁第一，将军金印照白日。
　　尚方宝玉将作匠，别刻姓名示珠赏。
　　蟠墒交扭古篆文，太常鼎旌让奇勋。
　　君不见，祈连山下战骨深，中原父老泪满襟。
　　卫后废殂太子死，茂陵落日秋风起。
　　天荒地老故物存，摩挲断文吊英魂。

　　古代官印由于有专门机构掌管、统一制作，与私印相比，印文与章法布局都比较规范，唯一例外的是盛行于两汉至南北朝的将军印。将军印大多是急就之作，风格多样，有的端正浑穆，有的爽利超逸，有的奇险不羁，有的潦率缺笔、制作粗劣，总的说来将军印注重印面的整体考虑，拙朴自然少修饰，为后代印人借鉴和效法。晚清名家吴昌硕、黄士陵及近代齐白石等，对将军印都非常推崇。晚清著名金石学家、古文字学家吴大澂曾化费多年心血，收集到28颗将军印，并将书斋命名为“二十八将军印斋”，可见其钟爱之深。

　　官印是研究历史，考证一代名物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，清代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系统研究，如瞿中溶的《集古官印考证》，对从汉至宋元的900多方官印作了详细的考定，即使到今天，仍有参考价值。陈介祺、王懿荣、吴大澂等人也卓有贡献，而当代罗福颐先生是这一方面的佼佼者。罗先生1927年编成《汉晋以来官印目索引》，1964年辑成《汉魏南北朝官印汇存》三册，1978年完成《古玺文编》、《古玺汇编》。1981年又作《古玺印概论》，对历代官私印的发展变化作了概括。此后，他以70余高龄，和故宫博物院玺印组同志一起，足历大江南北十余省，对各地收藏的官印广为征集，加以审慎鉴定，汇集官印3300余方，编成《秦汉南北朝官印微存》一书，198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。此书所收官印均系原大、印拓下一一标出楷书印文、钮式、印材、收藏地点和来源，是当前研究官印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。

　　传世官印中，有一些是中央政府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官印，是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。例如1956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一方西汉时期的“滇王之印”，金质蛇钮，2. 5厘米见方。据《史记·西南夷传》载，元封二年(前109年)，西南蛮夷头领归顺汉朝，被汉武帝封为滇王，地位等同于诸侯王国。此印正可佐证历史。1784年日本福岗县志贺岛出土一方“汉匈奴国王”金印，据《后汉书·东夷列传》记载，公元57年倭奴国(今日本)使者来到洛阳，汉光武帝刘秀赠“汉倭奴国王”金印一枚，说明中日两国自古就有了政府间的交往。洛阳市博物馆收藏有一方“晋归义胡王”的金印，驼钮凿印，2.2厘米见方，重83. 2克，此外故宫博物院、上海博物馆等单位也收藏有多方“晋归义胡王”印，这些印是晋朝中央政权授予归化降服的北狄匈奴部落(杂胡)首领的印章。我国自古以来便是个多民族国家，这些少数民族的官印，反映了各代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地方政权间的关系。在西汉末期，匈奴人还没有文字，但已经有官印，这些官印都是汉朝政府颁发的。据《汉书》记载，西汉宣帝时，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，宣帝喜出望外，以高于诸侯王的礼遇优待呼韩邪，颁发给“匈奴单于玺”的黄金印。以“玺”称呼。是将匈奴作为藩属国对待的。数十年后，王莽篡汉建立“新政”，改朝换代势必给全国的官吏重新颁发官印，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。五威将军王骏等人，受命出使西域，要求用“新匈奴单于章”把前代颁发的“匈奴单于玺”替换回来。王骏等人知道用“章”换“玺”的任务相当艰巨，他们利用单于贪财的弱点，通过馈赠金帛，连哄带骗，把旧印弄到手后连夜锤破。第二天，单于发现将“玺”字改为“章”，前面还有个“新”字，大为不满，认为这样的印文，显然是不承认他诸侯王的地位，与臣下没有两徉，立即赶来要换回旧印，单于见旧印己砸碎，又收了王骏的大量金帛财物，无可奈何，只得派弟弟右贤王随王骏等到京城，上书王莽要求将印改为旧印文。匈奴人的要求没满足就怀恨在心，派十几员将领率领一万骑兵骚扰汉的北方边塞，以武力进行威胁。

　　现在传世的官印中不少是殉葬印，以印殉葬，是死者的一种荣誉。建国以来，长沙西汉墓先后出土了二十多方官印，都不是死者生前执政所实用的印章。例如马王堆二一号汉墓出土的“軑侯之印”、“长沙丞相”，为铜印龟钮，其余的’‘长沙司马”、’‘长沙倾庙”、“宫丞之印”、“佻阳令印”、“广信令印”等都是石印鼻钮或坛钮，文字如信手刻出，极为草率，其中“御府长印”只墨书，未加雕刻，显然是殉葬明器。这批印现藏湖南省博物馆。